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已经向公众公布，摸清人口的“家庭背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外界则认为劳动人口的萎缩会对未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担忧被夸大了。大家不要对劳动人口数量的变化过于悲观，过于敏感。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为未来创造发展条件。”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近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从“七人普查”的数据来看，屈宏斌指出，2010年以来的十年间，中国人口变化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老龄化趋势加快，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升了4.6个百分点；二是出生率增速放缓；第三，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已经过去，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但人口红利应该被更广泛地定义，不仅是数量，还有质量。”屈宏斌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未来中国的人力资本有望继续提高，教育投入可以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的优势。
如何通过加强教育来“兑现”新的人口红利？屈宏斌首先提到了中国之前投资教育的积极作用。
他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增加了73%，占17%，是人口普查以来增长最快的一次。据其研究团队估计，每两名教育水平较低(受教育8年以下)的劳动力离开市场，平均就有1.9名教育水平较高(受教育至少12年)的劳动力加入市场。
屈宏斌还指出，这些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新生劳动力中，40%以上是专门从事STEM学科(即科学、技术、工程工程和数学)的高材生。这表明，中国不断增长且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不仅有助于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提振潜在增长率，还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独特优质人力资本优势，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
以后该怎么办？屈宏斌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扩大九年义务教育的覆盖面。这需要从“两头”努力，一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二是将九年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
他特别提到，“向前拓展”可能更重要，因为根据对教育公共投资社会效益的研究，学前教育公共投资的长期社会回报实际上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
“通过教育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可以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只要做得好，完全可以对冲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屈宏斌认为，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提升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这也可以激发生产效率的潜力，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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