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全球产业链不会在短时间内恢复，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疫情过后，要防止全球经济进入大萧条的可能，需求也可能会大幅减少。出口订单减少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增大，解决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订单，或许不在于资金流。
2.疫情过后，各国开始构建更加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将是趋势，会有反全球化的影子。但是，每个国家很难在短时间内构建独立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全球产业链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可逆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不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与中国脱钩。
如果没有防疫材料等传统制造业，我们也会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必须有一个长期繁荣的传统产业，否则中国的经济不会独立。
这场危机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先生存下来，然后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不要在意现在GDP的增长率，要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第一目标。
全球疫情尚未达到转折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国家高层近日表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疫情波及全球，中国出口承压。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是否应该拯救企业，尤其是出口外贸的企业？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新京报记者采访。曹认为，中国企业这次遇到的危机与以往的危机完全不同。正是受疫情影响的国外订单减少导致经营压力增大。如何拯救企业考验着政府的智慧。“政府救助企业，一定要有针对性。同时也可以考虑普惠性政策，比如疫情期间取消企业增值税，允许大企业使用免折旧费等。”
疫情不仅改变了微观企业的命运，也重构了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在曹看来，疫情过后，各国着手打造更加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将是一个趋势。也许逆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最终会成为定局。“但短期内，每个国家都难以构建独立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全球产业链也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可逆的变化。全球产业链短期内不会也不可能与中国脱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制造业成本上升，部分产业链转移至东南亚。在曹看来，中国必须有一个长期繁荣的传统产业，而且这些企业必须保留，否则中国经济无法实现独立。
目前，全球经济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曹认为，此次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危机非常特殊，相信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经济受进出口影响很大，必须未雨绸缪。活着才是硬道理。我们首先要能够生存，高度重视粮食问题。”
企业管理层应带头降薪。
新京报：福耀近期通过超短融资券融资4亿元，维持正常经营发展。在国内国际疫情的双重冲击下，福耀还能活下来吗？
曹：随着疫情的影响，公司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福耀的负债率一直很低，不存在乱投资的情况。我相信这次我们可以坚持过去。现在，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第一季度的业绩仍然勉强。
新京报：国内外疫情的双重影响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有多大？
曹：当国内疫情蔓延时，中国已经停产两个月。现在海外疫情蔓延，我们要陪整个w
新京报：你对创业者有什么建议？
曹：企业家首先要有自己的想法，努力自救，自保。优胜劣汰，创业者必须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经营思路。根据市场需要，如果要降薪，管理层要带头降，如果需要适当裁员，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补偿标准补偿给被裁员工。另外，企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现金流，只有充足的现金流才能保证企业未来的正常运转。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反思总结。为什么我们企业经不起疫情的折腾？因为这些年很多企业都进行了多元化投资，现金流已经很紧张，很多企业受不了疫情的冲击，一下子就倒了。我们要记住，创业者要对自己经手的钱建立高度的责任感，不管是从银行借的，还是投资人投的，都是钱，都要无条件守护。
全球产业链的复苏
这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新京报：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如何帮助企业，尤其是做外贸出口的企业。对此你怎么看？
曹：企业一旦破产，就很难恢复。中国的出口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创造了中国大部分的外汇。如果可能，应该给这个企业一些帮助。
但这一次，中国企业面临的危机与之前的危机完全不同，增加了拯救企业的难度：首先，全球供应链被切断，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疫情波及全球，海外市场需求萎缩。我们的产品卖给谁？长期来看，这次疫情过后，很多小工厂会倒，但这些小工厂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一旦倒闭，需要一个过程来重建。所以我相信全球产业链不会在短时间内恢复，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世界各国政府花费大量财力救市。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病，身体素质被摧毁，同时也增加了看病花钱的负担。疫情过后，要防止全球经济进入大萧条的可能，需求也可能会大幅减少。而且现在飞机停飞，很多卸货的码头工人都回家了，我们生产的东西也很难运到国外。
出口订单减少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增大，解决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订单，或许不在于资金流。单纯给钱解决不了企业订单需求下降的问题。政府在救助企业的时候一定要有的放矢，这就需要我们政府深入研究和思考。
也有一些包容性的政策可以考虑。在税收方面，我们实行的是增值税制度，也就是说企业亏损就要交税。很多企业希望政府取消疫情期间企业的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的亏损压力。另外，2008年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救助企业的时候，修改了会计法，我觉得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借鉴。
新京报：中国还有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转向内销能成为外向型企业的出路吗？
曹：这个估计也难。我们确实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把最多的钱花在买房上。除了房子，大部分人大概没有太多真正的消费需求和支出。而且疫情还没有真正过去，消费会受到一定影响。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都去了中国。
新京报：疫情暴露了全球产业链过长的风险。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会发生变化吗？
曹：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国都从全球化中受益，每个国家的产业链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嵌入全球产业链。但这次疫情之后，各国的不信任感会增加。相信各国会对产业链政策进行一些调整，各国开始构建更加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将是一个趋势。在全球产业链简化的趋势下，反全球化的影子就会出现。也许反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最终会成为定局，但反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是巨大的伤害，对全球经济是巨大的灾难。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全球产业链会不会加速与中国脱钩。
曹：疫情过后，各国都想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全球产业链会简化。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必须警惕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
但短期内，每个国家都难以构建独立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全球产业链也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可逆的变化。有些国家有能力构建独立的产业链，有些国家没有。即使是在美欧发达国家，疫情过后也不容易形成独立完整的产业链。过去几十年，美欧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在实施去工业化政策，大力发展虚拟经济。现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几乎被淘汰，许多工业已经过时。如果要恢复制造业，形成独立的产业链体系，难度很大。无论日韩，还是欧美，很多制造业企业的二代都不愿意接手工厂和制造业的运营，更愿意做互联网、金融等虚拟经济；二是劳动力缺乏，去工业化导致年轻人从事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制造业缺乏年轻工人。在美国和欧洲，最便宜的能源资源是电力、天然气等等，最贵的是人力成本。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第三，缺乏管理人才；第四，资金不足。此外，工会制度的存在和劳资关系的紧张阻碍了美国和欧洲制造业的发展，很难处理。这是因为两党的竞选机制和政纲是劳资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这个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
现在一些产业链转移到了东南亚，但是现在东南亚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基础设施差，——的破烂公路导致交通物流不畅，水电供应经常不稳定，在另一个地区重新建厂至少要两三年，这些都是企业要考虑的成本。
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来看，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相互交叉。如果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与中国脱钩，会给双方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且，现在放眼全球，从俄罗斯、日本、韩国到欧美，只有我们中国勤劳的劳动者还在认真做事。
因此，短期内全球产业链很难找到替代中国的经济体或解决方案，全球产业链不可能也不会与中国脱钩。同时也要反思，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在上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失去原有的竞争力，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
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将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下降，这必须引起全体中国人民的反思。
没有传统制造业
中国经济无法实现独立。
新京报：也有很多人认为，已经转移到
我们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太急功近利，往往把产业分为高端和低端。在很多人眼里，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是高端产业，而制造业意味着廉价劳动力和低端产业。然而，疫情爆发后，一款N95口罩在美国售价高达175美元，成为高端产品。从这里可以总结出，世界上只有品味低端的人，没有低端的行业。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也要反思，如果没有防疫材料等传统制造业，我们也会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必须有一个长期繁荣的传统产业，否则中国的经济不会独立。当然，疫情过后的中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要重视传统制造业，还要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我们就得受制于国外产业链。
同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基础的传统制造业，很多所谓的高端产业根本无法发展。在我看来，互联网、芯片技术、大数据可以提高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效率。但如果没有制造业，高端产业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就好像桌子上摆满了漂亮精致的刀叉。如果没有食物，这些刀叉会做什么？只能是个摆设。在国民经济中，每个行业谁也离不开谁，没有高端低端之分。各行业要协调发展，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京报：如何留住这些企业？
曹：房地产投资过度导致银行的资金、劳动力等资源会流向房地产，推高制造业的成本。不再盲目搞房地产，就会留下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
这场危机史无前例。
我们必须首先生存下来。
新京报：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曹：疫情之下，航班停飞，国家城市关闭，整个世界乱成一团。——疫情彻底打乱了全球秩序。正因为全球供应链一直很乱，疫情的破坏力才这么大。这次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危机远远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类比，这次危机应该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经济受进出口影响较大，必须认识到面临的内外形势非常严峻，必须未雨绸缪。生存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首先能够生存。解决了温饱之后，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然后精益求精，精益求精。我们现在不关心GDP的增长率，我们应该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第一目标。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食物。我经历过食物困难，我知道饿是什么感觉。虽然我们的主食供应充足，但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禁止粮食出口，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粒粮食，同时要把资金向三农倾斜，以防万一。
新京报：感谢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
曹：我的观点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我不是在考虑我自己的利益，我是在考虑我的国家。我担心我的国家。
我今年74岁了，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做这些是不是在浪漫。但是我对这个国家很有感情。我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整个中国都应该提倡以国家利益为重。我们一定要勒紧裤腰带，统一思想，跟着总书记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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