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北大学生在长安街头卖肉”的新闻，让这所百年名校蒙羞，也让校长许志宏心碎不已。甚至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记者们都在追捧他，很快就成为了会议上讨论的热点话题。徐校长不厌其烦：“卖猪肉有什么不好？北大的学生可以当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当普通劳动者！”话虽如此，学校并不了解我这个百年名校的徒弟的具体情况。于是他委托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王洪新等人前去探望，表示愿意为遇险弟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新闻的热情逐渐降温，但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转变期望、转变就业观念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前提。北京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陈永利电话联系我：“陆哥，最近情况怎么样？学校想邀请你回来和学弟学妹们互动，分享你的创业经历。”我哈哈大笑：“我这也算是创业了，陈主任是在开玩笑还是在取笑我？”在长安，我是妇孺皆知的名人。老师教导学生们要努力，将来一定会考上国家211、985大学。学生们回应：“211、985都算鸟了，北大毕业了不是还在卖猪肉吗？” ”，孩子反驳道：“我是英雄，我是英雄，我卖葱蒜，读书没用，我连几篓汉字都看不懂，我为什么不升职，做一个财富？”连我爸爸都说：不去北大，我们还能卖肉吗？他颜面尽失，全家都丢脸了，何苦还要回北大去给别人丢脸，所以他拒绝了陈主任的邀请。
随后，徐总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身份到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参观考察。路过西安时，他特意约我见面，并邀请我回北大。我不知道如何拍马屁，所以我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徐校长去深圳出差，认识了北大的另一位猪肉佬，我的哥哥陈胜——。交流气氛轻松愉快。师兄和徐校长约定在适当的时候回到北大，与弟弟妹妹们分担创业的痛苦和困难。快乐的。
后来，徐校长再次前往广东，住在陈师兄创办的扁鹊兄弟中医馆里。他正式邀请陈师兄来北大演讲，并希望陈师兄能做好我的工作，陪他一起去。 “这个包在我身上，我得把他拖走！”陈师兄拍了拍胸口，然后给我打电话。我很尴尬。一方面，德高望重的徐校长一再邀请，盛情款待令人难以拒绝。我哥哥也是我的老板，但他很不尊重我。双方都要保住面子；然而，撞上一个“名人”，并不是光荣祖宗的事情，实在是让江东的长辈们感到羞愧，更别说在晚辈妹妹面前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了。所以才产生了犹豫。
很快，陈哥就来到了西安，考察西安的市场，然后做我的工作。最后，我们两个一起飞到了北京，登上了北大职业素质报告厅。
说实话，我感到内疚、惶恐，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此前我了解到，能够受邀回校与在校学生交流的校友，基本都是行业领袖、行业典范、时代精英，比如俞敏洪、李彦宏、张泉灵等。他们为北大争光，增添色彩。是母校的荣耀和骄傲！与我不同，我只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却被生活所迫的，一个西安街头卖肉的小贩。给北大抹黑，给母校蒙羞。我只能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为学弟学妹们今后的职业生涯提供参考。
二十多年前，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从陕西的一个偏远乡村踏上了北京这片热土，在北大中文系度过了快乐甚至幸运的四年时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终于跳出了“农家门”。没有贫瘠土地上“面朝黄土背天”的苦难，也没有高考的压力。真可谓“朝是农家，晚在天子堂”。因为我们是统一招生，国家负责分配。只要拿到文凭，你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人人都会羡慕你。
然而，随着80年代末的动荡，我们戴上了光棍的帽子。经过风雨的考验，厄运也考验着我们。先是无休无止的学习、反思、写作，然后学生们一一被用人单位遣返，最后又被送回家乡接受劳动培训。就这样，我无一例外地被派遣到家乡——陕西省长安县——，拿着一张刻有铜牌般名字的派遣证明。
大家知道，古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而长安当时是一个市下辖的县，后来撤县改为区。古长安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俗话说“江南才子北为将，陕西黄土埋皇帝”。长安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的都城。它曾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然而中国有句古话：“穷不能三世，富不能三世”。风水轮流转，辉煌迟早会衰落。清朝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长安，甚至在陕西，昔日的辉煌已经化为历史，尘封已久。无知、落后、自诩、狂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总是吹嘘自己的祖辈有多么富有，对这样的事情是多么不屑。当然，我无意贬低我的家乡。我说的就是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小地方就缺少人才，要重视人才。事实上，地方越小，就越封闭，裙带关系就越严重。七姨八姨填满了各个部门，形成了牢固的关系网，一枝随风摇曳的浮萍很难扎根。在这里，作为一个来过的人，给我的弟弟妹妹们第一条建议：去大城市做生意，那里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人事关系比较简单。机会很多，发展空间很大；交通便利，房价低廉，生活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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