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如何抑制社交?

对于中国的社交网络来说，全民狂欢的红包盛宴很可能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不是促进其健康繁荣，被腾讯和阿里视为吸引用户眼球的新范式。

红包解构传统文化，成为轻浮的“调情”工具。

羊年春节期间，“红包”游戏的靓丽数字和民众、参与企业的热情被引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就像已经成为牛皮和背景音的春晚一样，会成为节假日的标准配置。

但作者谨慎悲观地认为，红包会抑制人们参与使用社交工具，而不是相反。

红包作为一种商业工具，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交换，充斥微信的红包强行将原本相对弱势的关系转化为强势关系。

这种联系强度的重建，是因为社交网络参与者之间的实质性利益交换，或者说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换。

对于任何一个社交工具，想要摧毁它，方法很简单，就是让它快速满足人性最底层的贪婪欲望：懒惰，不劳而获，一夜暴富。

不幸的是，披着中国传统文化面纱的新派红包，在社交网络的支持下，与这些人性恶无缝契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红包”的互联网范式是基于弱社会关系的金钱交换，完全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红包”的基本含义。

互联网范式下，红包成了轻浮的调情工具。

当然，我不是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调情工具，但红包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慈善、嘲讽、刺激、娱乐、勾搭、乞讨、炫耀、示威、淫秽.

红包制造新的社会压力，抑制活跃节点的活跃度，破坏社会结构。

遗憾的是，这样的红包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共同体中发酵的。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的说法

邓巴)在1992年。人类的社会结构表明，当某个圈子的规模达到500人时，就是一个极限，因为这是依靠共同语言进行基本交流的最大数量。

这也是微信群规模限制在500人的理论依据。

红包作为一种轻浮的社交工具，显然破坏了稳定的社会结构。

最明显的破坏作用是让社会参与者意识到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差异：真实的身份被影射到网络中，鸿沟依然无法逾越。

在社交网络中，基于共同话题或兴趣而自然形成的社区是由几个核心节点，即几个核心社交活跃用户连接起来的。

通常社交网络的活跃度主要取决于这些活跃的节点人物。

但是红包的出现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损害了这些活跃节点的活跃度。——如果他们红包的大小和频率与他们之前的活跃度不成正比。

我认为，考虑到红包的大小和频率，这种不成比例的概率是大概率事件。

无奈，在现在的主流价值观下，我们的社会还是主要以金钱和地位来评价一个人。虚拟社交网络也不例外。

这明显抑制了社交网络的活跃度：它改变了社会参与者的基本评价，抑制了活跃节点的活跃度。

这种伤害是长期的，不可挽回的，尤其是当社交网络的参与者意识到，给予和乞讨红包将成为每个节日的标准配置，选择沉默或退出很可能是必然的选择。

基于共同语言(话题、兴趣)的社交网络将被彻底解构，从而解体。也许新的范式正在形成，这将使社会参与者回到充满冷漠和陌生的现实社会。

红包以牺牲基本社会结构为代价来提高短期社会活跃度是不可取的。

对于微信这样的应用来说，红包的受欢迎程度之所以远超支付宝和微博，在于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实现弱社交关系：在这种实现中，人性受到考验，关系的强度也受到考验。

之后重新建立的社会关系和重新评估的连接强度，如果真的演化成基于利益交换的逃离和沉默的社会参与者，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背景。

这对微信的伤害远远大于微博或者支付宝。

因为红包结构微信的基本社交网络结构：真实的强社交和弱社交关系形成的小微社交社区。

对于支付宝来说，他只是需要加强支付工具的知识，本质上没有社交的必要。这从支付宝鼓励与微信的世界共享红包密码可见一斑。

我谨慎地认为，任何损害社会参与者之间微弱关系的社交应用都会抑制社交，红包就是这样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