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工作有多少尊严？

在苏北的一个县城，我找到了一个开着宝马3系车，拥有几十亩地的农场的私营业主。他的记者身份没有当地县电视台的高。这种地位的差异体现在圆桌晚宴的排位顺序上，电视台记者坐在更里面的主位，农场主人的位置更靠近门口。当然，如果县委某个地方的某个办公室主任来访，他会作为主宾受到欢迎，县电视台记者的职位也会被降职。除了满足油盐酱醋的需求，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明确你在这个社会中的排名顺序。而秩序，当然对个人尊严有直接影响。

如果说县城还是按照官方的标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是和官方的标准并行的。千万身家的农民头衔带来的尊严感至少与局级干部相当，甚至更多，尤其是后者退休，公车和公章上交的时候。

作为一名记者，说实话，虽然大部分人过得很好，甚至在采访名人，尤其是电视台记者的时候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在中国他们的尊严感并不强。在上海车展采访的时候，我排着长队买麦当劳的时候，前面两个听着口音像江苏南京人的记者，正在交流他们在车展上的成果：这个给了一个包，那个给了一个小电器……怎么你有这个我没有？不，我要找到他！但这并不排除中国有尊严感的记者的存在。比如不久前偷拍导演顾长卫的著名狗仔队卓伟，至少在这次行动中，拒绝了金钱的诱惑，坚持公布真相。

许多职业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中国当代艺术画家，二十年前，这是一个相当落魄的职业，现在当然大不一样了。欧洲也是如此。在19世纪初的法国，如果你说你的爱人是个画家，会让周围的人都笑。到了19世纪末，画家可以向银行家的女儿求婚，他们被认为是天作之合。也有跌宕起伏的工作，比如基金经理。听说股市在6000的时候，连最小最丑的基金经理都觉得自己配得上500强公司里的营销经理，要长得像刘亦菲的。现在这种预期的下降一定是和股指一样的。

研究日本文化的书《菊与刀》指出，日本人最重要的是“各得其所，各得其所”，从而获得尊严和安全感。通俗地说，农民的儿子按照社会在他决定下半辈子做农民时给的定义，过着幸福而有尊严的农民生活。一旦他对这个定义不满意，想要像企业家一样穿着名牌西装去五星级酒店应酬，就会被嘲笑，失去尊严。中国人崇尚通过努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方法：比如以前的考试，今天的开公司做生意。更何况这些年来中国的座次秩序太动荡了。昨天的养猪户，今天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首富，频频受到市长接见。明天，他可能会因经济犯罪或金钱谋杀而入狱。每个人坐在这个社会上的机会和次数，可能会因为努力的程度，勇气和机会而改变。这种生活环境比那些组织良好、位置优越的社会刺激有趣得多，但也伴随着更大的不安全感，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存钱：即使明天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至少我还有生活费来帮助维持唯一的生存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