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收费有理”与平民“反对有方”

目前争议的焦点大多集中在银行综合收费的“掠夺行为”上。比如，按照每张卡一年跨银行检查12次简单估算，消费者一年要为此付出19.8亿元，体现了银联“不敬穷爱富”的本能。 很多人哭：银行是为了谁？一些人甚至把希望寄托在黄细花和陈雪莹这两位NPC人大代表身上，期待听证会的到来，期待舆论风暴能终结银行的嚣张气焰。 但在我看来，基于中国特殊的金融语境，银行收费听证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目前金融法规明显偏向银行，只要银行认定并批准收费标准，就可以执行。另一方面，即使消费者和银联打官司，也难逃“什么都听”的命运。事实上，问题的症结在于，为何黄细花和陈雪莹会站出来为民请愿？ 毫无疑问，行政部门出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银联和四大行都是国企，怎么能互相指责呢？普通人站出来的可能性也很渺茫，不是没有人站出来，而是因为所有站出来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挑战银联注定是无济于事的。 经常在媒体上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经济学家和专家，可能是最有可能“反对”银联的。以他们的“大家”身份和地位，一旦对簿公堂，反对银联的场面肯定会出现。然而，他们也再次“集体失语”。就连号称“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的易宪容，也只是热衷于“请专家研究一个中性的方案，然后由金融监管机构来计算收费标准”。 出来的只能是有一定影响力、号召力和执行力的乡亲，——黄细花和陈雪莹。全国人大常委会审理银联收费的诉求是次要的，但重要的是事件本身带来的启示：当人们的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因市场参与者话语权的失衡而受到干扰而无能为力时，寻求解决的途径可以是绕过与“麻烦制造者”和相关行政部门的直接纠缠，而是在NPC代表等关键人物的引导下，向NPC等机构提出请求。我习惯把这种做法称为“有法律依据的民间经济运动”。 “有法律依据”显然不同于情绪化或民粹化的民间声音，而“平民运动”指的是行动者的立场和表达诉求的渠道。有法律原则的民间运动往往比行政部门的直接控制更有效，因为后者的控制可能是以权力寻租为代价的，而前者由于有人民精神和行动领袖的支持，如人大代表，以及巨大的舆论力量，可以从心理预期上威慑市场上强大的利益相关者，如银联。案件一旦胜诉，将作为公共事务决策的蓝本，供日后相关事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