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 都是戴着锁链跳舞的人

一周前，——-上海恒信公司的对手，学过谈判的关捷和我一样是公司的副总，但她是女的。她有着职业经理人的标准形象，三十岁左右。白皙的双手似乎在纸上随意地一个个翻着，随意地扔着手雷和手雷。虽然表面上我装作静静的在那里，其实我的心已经被炸了。 出于对这样一个对手的恐惧，我提前半个小时召集其他两位谈判代表坐在会议室里做最后的准备。谈判时间已近八点半，三人才互相提醒从数据中查找。正要整理衣服，西装上的灰尘突然被一阵风吹走了。这样不劳而获的收获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兴奋，反而有些寒战，因为关捷是随风而来的。 礼貌的握手之后，我马上进入了主题。为了摆脱上次谈判的不利局面，这次我们先发制人，扔掉了精心准备的重磅炸弹。关捷显然对此没有足够的准备，所以她开始和她的团队一起查阅资料。在她眼色的命令下，她的男人跑出去打了很多次电话，回来的时候在她耳边说悄悄话。虽然她看起来还是很悠闲，但从茶杯的起伏就能判断出对她内心的冲击，我们也没有乘胜追击的气势。相反，我们有点紧张，因为如果那个炸弹的威力太大，迫使对方完全放弃，其实双方都是输的。没有办法。虽然名义上我是负责这个谈判的，但是所有的条款经理都亲自通过了测试，可以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最多也就百分之一上下。我只是一个坐在这里，口若悬河的木偶。 关捷开始说话，像往常一样口齿清晰，但在我听来，他是在绕圈子，想了解我们更多的情况。于是我拿起太极传，拿出上次她用来对付我的战术，看着她的眼睛，潇洒地打着手势，还有哼哼二将的默契配合。关捷真的被抓住了。我清楚地看到，她的额头和鼻尖开始蒙上了一层蓬松的细小汗珠，手里的笔开始在纸上滑动，却没写几个字。 突然有点心疼她，让这么漂亮的女人大老远来北京受苦。由于我是肇事者，我感到更加内疚，但我处在我的位置上又能怎么办呢？ "我们上午休会，下午两点继续谈好吗？"关捷恰当的提议打破了会议室的沉闷，把我从漫无边际的遐想中拉了回来。我连忙点头同意，但又忍不住把心闭上了。 当我们下午再次见面时，关捷已经完全恢复了他以前的风格，显然在中午得到了公司的新授权。经过几轮意味深长的谈判，交易终于尘埃落定，但我们的重磅炸弹的威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削弱了很多，但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不是我对女人太心软。谈判就是在不断的权衡中寻找支点。我把素描协议给了身边的小L，让她调整修改后发给经理再看一遍。如果没有问题，双方都会签字。 当我想到我很快就要结束时，我感到非常舒服，关捷一定也是如此。于是两个人开始聊天，聊到如何辨别阳澄湖大闸蟹的真伪。为了模仿大闸蟹的步态，她食指和中指开始在桌子上对我比划，让我想起一个芭蕾舞演员修长的双腿在欢快地跳舞。 我进来在我耳边说了些什么。我不敢再错过手指上的舞蹈，跟着走出了会议室。他来找经理，说：“我看了协议，总体不错。你们已经处理好了。但在工程款支付方式上，一定不能按季度支付，而要按实际进度支付。你可以跟他们谈这个。”哼，表面上是给了我几个甜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虽然心里极度灰暗，但是到了会议室，脸上还是装作轻松的笑容。又是一次针锋相对的谈话，当杯里的茶漆黑无色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按项目实际进度按季支付”。 费了很多口舌才使经理相信签订协议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按照经理的指示，我请对手吃了顿便饭，算是地主之谊。吃完饭还早。作为感谢，关捷提议一起唱首儿歌。 在摇曳的旋律声中，每个人都脱下了穿了一整天的厚重外套。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关捷仍然有着动人的嗓音。当她用略带哀怨的颤音唱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时，我拿起酒杯说：“这是第一次合作。请原谅我。” 她笑着说：“你也一样。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杯子碰了一下，却也响了桌上两个人的手机。他们把它们捡起来，然后去捡。谈话结束，他们脸上都露出苦涩的笑容：我必须马上去公司开会；她需要乘最后一班飞机回上海。 第二天，当我终于有一些空闲的时候，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昨晚很抱歉，但我真的想再请你跳舞。 过了一会，回复来了：理解，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