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与专业化的反差：田亮的痛苦与丁俊晖的自由

“晶晶”与体育管理当局的冲突刚刚结束，天才少年丁俊晖成功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是，没有一个政府机构试图干涉他的比赛安排，或者试图瓜分他的——英镑奖金，或许税务局除外。 原因很简单：丁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自由的，他走的是一条真正专业的路。职业体育和现在的职业体育完全不一样。律师、医生、会计师等。是最古老最典型的职业群体。职业者在西方中世纪语境中的含义是依靠一定的知识，尤其是专业技能来维持体面的生活，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赏赐。他们是自由人，他们的职业群体是自治的(行会)，甚至国王的法律也对他们有所保留。 因此，专业化的首要条件是独立于国家。按照这个定义，中国有职业运动员，但没有“职业”运动员。不，郎平，姚明和田亮不是。小丁是个真正的专业人士。从一开始，他就不是靠国家，而是靠家庭。 是这些专业人士获得职业地位的惯用方式：你不能指望国王出钱让你去伦敦四大律师协会学法律，然后你转身对国王说，别管我的事。不存在占便宜和告状这种事。 这也是何智理那么，最近的《一闪一闪》和去美国执教的郎平引起广泛争议的根源。这些运动员从一开始就在传统的“举国体制”中成长和成功。你可以说，没有你的天赋，政府投入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培养出奥运冠军。但是，政府可以辩称，如果你有才华，没有政府的大量投资，你将一无是处。既然你在国家体制内，那你连控制自己人身的自由都很难享受。比如由教练来安排你的成绩，以保证全队的成绩。 田亮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你不能同时利用两个系统。运动员要想获得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利用自己的商业价值，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控制自己的身体和事业。这是小丁的成长模式。 当然，小丁的家人为他的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初始成本可能太大，难以承受。许多人也支持目前的国家培训制度，理由是家庭负担不起培训费用。然而，在个人和国家的两极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中间地带，那就是社会。“去国有化”后的体育出路在于社会化，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承担支持体育、培养冠军的成本。 丁晓的家庭作坊模式可能只适合一些富裕家庭，而且只适合一些体育项目，比如网球、台球和围棋。更多的孩子和项目需要家庭之外的社会的支持。还是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盈利模式，比如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另一种是非盈利模式，比如中学、大学、企业组织运动队。少年运动员的培养恐怕主要靠家庭。其潜力被社会发现后，会进入家庭以外的机构。 这种家庭化、社会化的训练机制相对于国家化的运动员训练机制，在培养冠军的效率上并不一定更低，同时还能让冠军享受到自由。 从效率的角度来说，有人计算过，按照现在的奥运战略，拿一枚金牌的国家要投入几千万，小丁家恐怕不会投入这么多钱，但他的成绩未必比奥运冠军差。更重要的是，社会化的体制可以让运动员享受自由。当然，家庭要约束孩子，商业合同也要约束运动员的选择，但这种约束与举国体制下对运动员的强制约束完全不同。总的来说，社会化体制下的运动员是自由的。这样的系统也许能训练出心智正常的运动员，偶尔也能训练出心智超群的运动员。 举国体制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把运动员变成冠军机器。在这种体制环境下，运动员失去了普通人生活的享受。在那些成功人士中，很多是狭隘不世故的，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和价值关怀。 丁晓的成功是对举国体制的一种“祛魅”，也证明了社会化体育机制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思考举国体制，可以让政府的体育资源用于更广泛受益的公共体育，也可以让运动员免费。这样的自由，无论是对运动员，还是对整个体育事业，都是极其重要和珍贵的。 古代人把体育运动看作是有助于培养道德和公民精神的东西，至少可以锤炼个人气质。现在的人可能没那么纯粹了，商业化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化往往等同于商业化。但相对于举国体制，社会化体制的问题应该是可以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