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如何建设？效果会如何？

站在上海市松江区李春风联合家庭农场的稻田边，记者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丰收景象：清晨的阳光洒在田野上，金黄的稻穗含蓄地低下了头。李春风和父亲开着收割机，忙着穿梭在田野里。

李春风的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是上海2300多个家庭农场之一。和李春风一样，这些家庭农民在收获丰收和希望的同时，也在从土地上收获着做农民、务农的尊严和尊严。

收获季节，记者来到黄浦江畔，走进充满生机和爆发力的家庭农场，探寻这种具有上海特色的适度规模经营实践，感受她为上海农业带来的贡献和改变，农村， 农民.

为什么要发展家庭农场？

—— 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条件基本成熟。发展家庭农场符合上海大都市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现实。现实的选择

松江区素有“上海之根”之称。曾为传统农业区，拥有良田21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7万亩。尤其是浦南地区，作为上海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节水源地，这种功能定位决定了其无法发展重化工业。

但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大都市的飞速发展，身处郊区的农村人也能悄悄看到城市的繁荣发展。微薄的务农收入不再被上海农民看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入城市二三产业。 2007年，松江区非农就业农民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0%，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还在务农。 “种不想种就好，不想种又不像不种，种也不喜欢。”这句土话或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务农的纠结心态：种地好也别想，收入太低；不种田不如农夫，荒废可惜；我得玩玩。

松江的情况是上海所有农村的现实。

田不能闲着，谁来种？随着农村“用工荒”的逐年升级，种田的人从最初的“3899”（妇女和老人）大军，逐渐演变为“洋人”——名老人和外地人，粗放种植现象比较普遍。

松江区茅港镇窑井村的李爱云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农民。他回忆说，从七八年前开始，本地种地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在外面租地种地，搭起窝棚就开始打工。最让李爱云苦恼的是，很多人只用土地不耕种。化肥农药越用越多，土地肥力不断下降。这也增加了上海农村环境治理和乡村治理的成本。

“在我们儿时的印象中，上海的农村是白墙黛瓦、密密麻麻的河网、碧水绿岸、屋前大树、屋后竹林，但现在的农村环境郊区并不令人满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感慨地说。

上海的农业农村呢？

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说：“上海国际化城市的地位客观上要求上海的农业农村发展与其相匹配，家庭农场成为现实的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家庭小规模生产面临着巨大挑战，客观上要求对现行农业经营模式进行改革。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农业体制机制的又一次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离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规模化经营模式，是在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和土地流转现状下现代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路径选择。

松江家庭农场的诞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各种现实条件的大势所趋。 2007年，条件相对成熟的松江区率先探索家庭农场。当时在松江，一部分农民参加了城镇社保，其余参加了新农保；农民有能力靠土地生活，也有条件外出务工；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松江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加之松江成熟稳定的高产水稻栽培技术，全区粮田机耕率、机械增产率、水稻良种覆盖率均达到100%，实现了“一户一农”。管理数百亩粮田。同时，松江也具备足够的支农经济实力，具备在体制机制上率先取得突破的条件。为此，松江区选择了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突破口。

松江家庭农场“总设计师”、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非介绍，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民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现实条件，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现代化。

松江勘探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有相似之处。纵观世界发达国家，无论是“人少地多”的北美，还是“人地平衡”的欧洲，还是“人多地多”的亚洲一些国家，家庭农场都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模式。人少地”。这也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形式。

上海农业比重下降，但农业基础地位有待巩固；乡村作为生产空间的功能被削弱，但作为生活空间的功能必须得到保护。同时，雄厚的经济基础、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社会变革、农业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推广，使得家庭农场的出现成为可能和必然。

如何开办家庭农场？

—— 规范的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大大增强了家庭农场的吸引力和活力；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保障了农民种粮的公平；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家庭农场发展的前提是土地的有序规范流转。早在2004年，松江区就采取了农民委托村委会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组织的方式。 2006年，松江区出台了关于规范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经营的若干意见，统一签署了规范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委托书》号文。同时，松江区实施鼓励老年农民土地流转政策。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可增加享受每月150元的养老补助，吸引了2.9万余名老年农民积极响应。

截至2011年底，松江区土地流转面积占农民承包地面积的99.4%。集中土地仍由农民耕种，尤其是当地

　　引导土地有序流转，目的是发展规模经营。对于规模经营坚持“适度”，上海有关部门就曾反复讨论。当时松江农民夫妻俩一年的务工收入约4万~5万元，从事粮食生产的收入必须比他们打工收入高1倍，否则就没人干。经过测算，松江区将粮食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确定在80~150亩之间，对于耕作水平高的家庭农场可适度增加。金山区也将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经营面积控制在100~200亩。

　　为什么户均承包土地面积要在100~150亩呢?上海市农委副主任殷欧为记者做了解答：“家庭农场考虑的，不仅仅是农业技术、农业效率，还有社会公平正义。在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首先就是要确保起始公平，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相结合。1个农场主承包1000亩土地，他可以赚大钱;但如果这1000亩土地由10个人来承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现代农业发展的红利。”

　　如何让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既能满足申请农民的承包愿望，又能确保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这是上海有关部门着重解决的问题。

　　松江区、金山区制订了一整套承包家庭农场的“准入门槛”。要想成为家庭农场主，必须符合准入条件。比如，申请者必须是本地农民，禁止转包土地、改变土地用途;在农民自愿提出经营申请的基础上，由本村老干部、老党员、老队长民主评定，择优选择，每年3次考核并实行淘汰退出机制。种地也开始竞争上岗，如此，才能确保土地能流转到那些真心愿意种田、有能力种好田的农民手上。

　　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对此解释道：“我们的农场主都是有长期务农经验、对农业和土地有深厚感情的本地农民。他们有深厚的恋土情结，土地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蕴含着对家庭祖宗认同的血缘亲情意识，体现着他们的价值信仰、精神寄托和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情怀;同时，他们熟悉当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对其保持高度的认同，对保护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高度的道德责任感。”

　　金山区除了发展粮食型家庭农场，还探索粮经型复合型家庭农场。金山区农委主任张亚军说：“这主要是考虑到单纯种植粮食作物效益较低，而如果适当种植一些经济作物，有利于促进家庭农场主增收。”

　　34岁的夏剑峰原本在上海一家企业工作。几年前，他回到金山区高楼村开始种植水稻、草莓和西甜瓜。他在网上开通了微博，自称“金山草莓哥”。母亲曹友芳担当家庭农场的“技术指导”，而自己负责营销和整体运作。很多人网上下单购买他的甜瓜和草莓，甚至直接去现场采摘。提起收入，夏剑峰相当自豪：“一年能有50万元利润。”今年夏剑峰用18亩地开始草莓育苗，因为周边镇上农户们都希望能从他那里引入草莓苗。

　　对于有意愿经营经济作物的家庭农场经营户，金山区和各乡镇也推出了多项扶持举措，比如推荐家庭农场加盟“施泉”葡萄、“金山小皇冠”西瓜、“鑫品美”草莓等知名品牌，按照品牌农产品的种植规程进行种植;搭建销售平台，拓展销售渠道等。

　　为了满足家庭农场的实际生产需求，全面提升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化水平，松江建立了14家农资超市门店，种子免费供应，农药、化肥、农膜等生产资料直接配送到田头，可提供从浸种到收割的全程服务;为每个家庭农场配送了一部手机，及时提供农业生产、市场等信息;还专门做了“农家历”，信息涵盖节气、农时、农业技术、耕作方法等。

　　7年时间里，上海在发展家庭农场方面大胆探索，不断提升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土地流转、种粮补贴、农机购置、推广种养结合、贷款贴息、保险补贴等方面鼓励扶持家庭农场发展，并根据家庭农场发展情况及时调整扶持政策。

　　目前，上海市和各区县两级财政部门对家庭农场的补贴达到每亩400元~500元，金山、奉贤、闵行、崇明、浦东、嘉定、青浦先后出台了推进家庭农场发展意见。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说：“政府积极引导、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农场，但绝不搞一刀切，各区县探索适宜当地的最优模式，要让农民自己觉得干这件事是有吸引力的，他就会珍惜，就会更有效率。”

　　家庭农场效果怎么样?

　　——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土地效益稳定增加，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得到保护，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有了承载主体，乡村治理有了有效抓手

　　金山区亭林镇周栅村38岁的蒋剑锋在外出打工了16年后，最终选择回到村里当一名农场主。他承包了171亩地，主要种粮食。他的种植水平高，亩产能达到600公斤稻谷。他说，加上各级政府的种植水稻的补贴和扶持，除去应付的流转费和农忙时雇工等各种费用，每亩净赚五六百元没问题，一年下来有10多万元的收入。

　　蒋剑锋事例，佐证了家庭农场带来的最直接效果是粮食产量、土地效益、农民收入三项指标全面增加。2013年，松江全区水稻平均亩产达580公斤，比推行家庭农场前增产29公斤，粮食生产持续丰收，户均收入超过10万元。

　　而更深层次的改变是，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下，土地制度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集体的所有权，体现在了对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上，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把农田承包给想种田、能种田、种好田的人;承包权则体现在利益保证上，流转出土地的农民每年每亩地可获得500斤稻谷折价，随市浮动，收益有保证;经营权则体现在农场主田种得好就可获得较高收益，并可继续经营，否则就须退出。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明晰与稳定，使现代农业的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向家庭农场聚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一些先进农业技术、生产经营理念率先在家庭农场实行。松山区鼓励家庭农场进行高产竞赛、推广秸秆还田和新农艺新技术，促进了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水平提高。

　　松江区泖港镇镇长周留昌对家庭农场发展给农业、农村社会经济管理带来的变化感触颇深：“过去的农技培训，是干部给干部开会，农民不一定能学会;现在我们给农场主开会，镇里100多个农场主，农业技术可以直接学到手。”

　　还有两件最令基层干部头疼的事，一件是每年的秸秆焚烧，另一件是高毒农药的使用，管了多少年，始终禁而不止，自从发展家庭农场以来，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家庭农场考核办法中对安全用种、用药、秸秆还田、场容整洁作了详细规定，一旦违反就被扣分，而分数低于60分将不能领取补贴，甚至可能失去经营资格。

　　有了这些规定，田埂整洁无杂草，农药包装也不乱扔了，连农资、农机都码放得整齐，整个乡村发生了改变。同时由农资超市对家庭农场化肥、农药的直供服务，有效杜绝了不合格农药的使用，农业投入品安全有保障，农业生产过程质量受控制。为养护基本农田，上海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水稻与绿肥轮种，每亩奖励300元。据松江区农业部门调查，粗放耕作、产能低下、随意转包、抛荒、浪费土地等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生态轮作、秸秆还田等生态循环措施，种养结合家庭农场2008年以来化学使用量折纯氮减少30%，对增加土壤肥力、养护农田作用明显。

　　在孙雷看来，最欣喜的变化是年轻人回流到农业了。“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正在上海破题。

　　今年35岁的李春风，是种田“老把式”李爱云的儿子，也是被家庭农场吸引回村的年轻人。如今他不但从父亲手中接过承包地，而且发展成为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生猪养殖龙头企业松林公司与李春风签订代养协议，养殖1万头猪。种粮加养猪，让他年收入有20多万元。

　　吸引年轻人回流种田，最好是“子承父业”。一方面，引导农民的后代回归农业，提高了农民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他们对农业、农村原本就有认识基础和感情基础，父辈经验也能得到传承，可以手把手地教年轻人如何种好田。松江家庭农场中，已出现了32个“子承父业”的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主，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和经营者，理应获得好的回报。”盛亚飞说，“今天松江做到了，在这里当农民，有前途”。2007年以来，松江家庭农场户均纯收入从5万~6万元提高到2012年的10万元左右，部分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甚至达到15万~16万元的年收入。而在金山区，部分粮经复合型家庭农场甚至收入更高，达到几十万元。

　　凡是正在发展中的新生事物都有“成长的烦恼”。机械服务缺乏、没有粮食烘干设备、农场主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也在实践中显现，并在实践中逐步解决。松江区正把农机户组织起来，实现了“大机互助化、小机家庭化”的农机服务模式，引导机农一体家庭农场发展。金山区正在加快粮食烘干设施建设，解决收获季节农民无处晒粮的难题。

　　“下一步，松江家庭农场主将迈向职业化、专业化。”封坚强表示，今后，松江将培育一大批专业化的职业农民，每位经营者能学会开农机，进行专业化生产，同时必须以此为职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体面收入。此外，金山区对于45周岁以下希望提升学历的家庭农场经营者，还可报名就读上海开放大学金山分校的“农业技术与管理”专业，毕业后可获得大专学历，学费也将由政府财政补贴。

　　凡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最终都会得到推广和公认。7年时间，家庭农场在上海8个郊区县遍地开花。截至6月底，上海市粮食家庭农场达到2303户，粮食种植面积28.66万亩。

　　上海家庭农场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发达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样本。只要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适度规模化的家庭农场就有成长的“土壤”。无论是从经营规模、准入制度，还是从生产组织形式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上看，上海家庭农场的创新实践经验都是可学、可用、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