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亭之争烽烟正浓

　　2005年4月7日，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属下的子报————生活报发表了整版的质疑文章《六问省城报刊零售市场》。文章提出城市报刊亭究竟为谁而设、公共资源分配怎能厚此薄彼、这样的分配方式是规范还是滞死、考察“经验”为何被搁置、不正当竞争伤害了谁、城市报刊亭该走向哪里等六大疑问。
　文章认为“哈尔滨市有关部门为解决省城报业市场不规范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策动议，将首批200个报亭全部分配给哈尔滨市某报业集团(此前已先期给这家报业集团分配过50个)。这些报亭都在哈尔滨市黄金地段，其他报业集团无法与其平等竞争。政府职能部门制造了独家垄断的局面，就此人为引燃了报刊恶性竞争的导火索”。
　对此，生活报指出：“报业竞争不可避免，但是竞争需要一个宽松、公平、合理、有序的环境。我们要站在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给省内各报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过去不合理的零售格局应该立即纠正，而不应成为新的不合理做法的借口。更不能成为滥作为的遮羞布。” 

　　省委宣传部调查结果
　文章发表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省委宣传部成立专项调查组，对报摊亭之争的始末进行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正在进行多方协调，磋商、论证最具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调查结果基本形成如下意见：1．哈尔滨真正报刊零售平台尚未建立，哈报集团现拥有绝大多数报摊亭。2．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3．邮局是国有企业，在报社纷纷自办发行后，邮局的报刊发行市场份额越来越萎缩。 4．解决报刊亭之争的原则：经济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报刊亭是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不是哈报的，不是省报的，也不是邮局的，作为公共资源应该拿社会共享。5．几种解决方案：(1)成立联合股份公司；由政府出面在各利益主体之外招聘经理，独立经营。第（1）条行不通就平等分配，平等的摊位数量、平等的地段点位、平等的销售各家报纸。 

　　省新闻出版局的困惑
　报刊亭矛盾激化后，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积极做好管理和沟通工作，力争让摩擦不会升级。但在商量治理对策和处理矛盾的过程中感到困难重重。产生矛盾的主体各方都有利益所在，且报刊亭之争涉及复杂的历史原因，是历史问题的延续，省局在协调处理矛盾时感到无章可循。全国各省市的报刊亭的归属及经营方式各不相同，报刊亭的建设又涉及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如市政、交通(占道费)、城管、城建(建设用地)等。同时报刊亭又起着传播文化，巩固党的舆论阵地的作用，宣传部门对其进行管理也是责无旁贷。因此，解决哈市报刊亭的争端问题，需多方部门共同协调，这无形之中增加了解决争端的难度。因此，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呼吁中央各相关部委早日联合出台可操作性的规定，让地方职能管理部门在进行管理和协调矛盾时能够有章可循、依法行政。 

　　利益各方辩论
　目前，哈尔滨报刊零售市场上以《新晚报》、 《生活报》和《黑龙江晨报》三张都市类日报为主。
　就哈尔滨报摊、亭被自家垄断之事，哈报集团解释：哈报集团1988年开始自办发行，1995年成立发行公司，建设发行站、经营报刊零售摊点，期间经历了艰苦的努力，投资了4000万元，才培育了现在的读者市场和黄金报摊点位。如果撤摊进亭，这200个黄金地段的点位是我们培育的，应该为哈报所有。
　邮局对此辩称：目前的这些黄金地段的报摊点最初是邮局开办管理的，当时报社都还没有自办发行，后来哈报自办发行，我们响应国家邮电部的号召把报摊让给哈报管理，要是讲历史，现在的报摊黄金点位应该由邮局所有。但是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报摊、亭已演变为社会公共资源，由一家报社来控制服务于报刊传媒行业和广大读者的公共平台，不符合市场规律。我们主张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但哈报不同意，要么就由他们控股。我们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生活报》提出：哈报花很少的钱，利用合法的手续把公共资源占为己有，用貌似市场的表象掩盖了真正的市场的意义，哈报所谓的10年来投资经营报摊，其实只是交了临时占道费，临时占道不是固定建筑，不可能成为独家固定资产。哈报用不恰当的手段在不成熟的市场时期把公共资源占为己有，现在应予以纠正。
　作为省会的哈尔滨市，如果搭建报刊发行公共平台，监督权应由省委宣传部直接掌控；管理权应由省新闻出版局具体负责；经营权由省暨哈尔滨市邮局及省、市新闻单位等多家实体共同投资控股，组建哈尔滨市报刊发行股份公司，属于独立运营的法人单位，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从整体上考虑“全网”和所有报刊社的利益，实行统一价格、统一进货、统一标准。
　《黑龙江晨报》认为：在对报刊亭这种关乎传媒生存发展的命脉的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必须做到绝对公平，真正实行市场化运营机制，不能有明显倾向于任何一方，这样才能避免造成报业的良性竞争演变为不正当竞争。2005年是，WTO允许外国资本进入我国报刊批销、零售终端市场的起始年。目前，外资正在南方城市开始“攻城掠地”，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进入到黑龙江省。从目前我省各家报刊的实际情况看，由一家或两家媒体经营的现阶段报亭经营模式，属于“自产自销”的小作坊模式，是报刊销售终端发展中的初级阶段，根本经不起外资背景的大发行集团的冲击，将会被各个击破，逐一收编。届时，黑龙江省失去的将不仅是上千个报摊、报亭，而是一个庞大的宣传舆论阵地。 

　　中国新闻出版报观点
　哈报集团在市场中早走了一步，占得了先机，其在发行理念、经营管理机制的建设上确实高出一筹，许多发行经验，如广场收订、开展“党报上餐桌”、互动活动现场收订、“报达”家政嫂收订、借助增值服务项目开展收订、易货收订、亲情联谊等形式，值得借鉴和肯定。
　但是，公共资源被垄断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迫于市场压力，《黑龙江晨报》在征订工作中开始向读者赠送奖品，有的奖品价格甚至高于订阅全年报纸的金额，哈报集团属下的《新晚报》也积极跟进，订阅全年报纸送一桶豆油。一场发行大战即将爆发。《生活报》在《新晚报》的强势挤压下开始压低报价，《新晚报》每份批发价0．41元，《生活报》每份0．35元，省内另一份综合类日报在一次“农民工”街道送报中将报纸以0．30元的低价格出售，出现了多次为了售报“大打出手”的恶性事故；对此，《生活报》的理由是，在零售渠道有失公允的情况下，有奖和低价销售是忍痛割肉的无奈选择。
　另一方面，哈尔滨报刊公共销售平台的缺失导致了哈尔滨公平竞争的报业市场发育滞后，在其他省市几败俱伤的报业发行大战的前车之鉴下，哈尔滨有可能避免报纸发行的大规模“厮杀”。目前，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的协调和干预下，各报已经在做理性的思考。
　但市场的无情注定了这种思考的脆弱，哈尔滨报界，除《新晚报》外，在发行终端受到哈报利用报摊、亭进行挤压的报刊，如《生活报》、 《黑龙江晨报》、 《格言》杂志等，对报刊亭之争的结果正拭目以待。 

　　“蒸发”现象之怪
　贵阳现有固定人口近350万、流动人口数十万，其中，全市6个辖区的固定人口就有200万左右。按人口比例，贵阳市的报刊亭拥有量应当在200个左右。然而在2004年8月，在党报纷纷走进零售报刊亭的时候，在贵阳市的街头，却除了3个简陋的临时报刊销售点外找不到一座正规的报刊亭。
　作为省城的贵阳从来就没有过报刊亭吗?当然不是，早在1997年，贵阳市的正规邮政报刊亭是54个，到2003逐年递减为零个。
　是什么原因让贵阳的报刊亭逐渐“蒸发”?
　据贵州晚报载，贵阳市的邮政报刊亭是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而逐渐淡出市民生活的。2001年，贵阳市开始全面启动清理占道经营工作，而邮政报刊亭作为临时建筑，被列入清理范围。报刊亭被陆续拆除，贵阳市民买报，几乎完全只能依靠街头的流动报童。一些个体报贩占据人行道、公共汽车候车亭设立临时报摊，极大地影响了市容，市民反响强烈。
　在市民的议论声中，贵阳市规划局曾经表示，他们今后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把报刊亭建设统一考虑进去，并同意3个试点报刊亭的规划方案，待征求市民意见后即可交相关部门予以实施。但是，3个临时邮政报刊零售点加上3个拟建的邮政报刊亭，相对于上百万市民的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几年过去了，承诺至今仍停留于口头。 

　　千呼万唤不出来
　从2003年初开始，贵阳市邮政局21次向贵阳市规划局、贵阳市政府上报申请建邮政报刊亭的报告，均未获批准。为让贵阳广大市民方便购买报纸，贵阳市的“两会”代表、委员们也以提案、议案等形式屡屡发出呼吁，希望有关方面能将报刊亭真正当做城市的基础设施加以规划建设。2003年，在贵州省邮政工作会议上，贵州省副省长包克辛明确表示：“这个事该办，报刊亭西方国家也存在，国内也有成功范例，它不属于占道经营，而是一个城市两个文明的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呼吁、批示没有被落到实处。 

　　新希望的厄运
　2004年1月，作为地方法规的《贵州省邮政条例》开始实施。 《条例》明确规定，“机场车站、城市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应当设置邮筒、报刊亭、邮亭、阅报橱窗等设施”。这似乎让广大市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随后，贵阳市邮政局满怀希望地再次向贵阳市政府上报了设置报刊亭的请示。这份请示几经市政府领导批示后，在贵阳市规划局遭遇了厄运。贵阳市规划局提出意见：不同意在市内广场主次干道上设置报刊亭，建议报刊零售在上述地段进商场、进社区、进超市等；同时建议贵阳市邮政局拟定在非土、次干道建报刊亭的方案继续上报。然而，报刊零售进主、次干道的商场超市，事实上，这无法做到，因为主、次干道每平方米门面月租金高达数千元，报刊销售业主无力支撑。
　中央关于党报进报刊零售亭的精神下达后，贵阳市邮政局又上报拟建5个报刊亭的方案，报告好似石沉大海，到现在未有批准消息传出。 

　　“蒸发”事件的启示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报刊零售终端的建设急需一套行之有效、经济实用的决策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对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划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和衡量。
　其次，只有确立了正确的发展观，并通过建立和落实具有法律效力的决策机制，才可以及时有效地确保必要建设，进而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要广开言路，多方面扩展取信于民的通道，积极吸引民众参政、议政，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一切决策都应举行听证会，听证是政府决策民主、透明化的有效保证之一。 

　　专家视点报刊零售呼唤开放平台

羽田 

　　垄断损害多方利益
　作为城市一道风景的报刊，亭，大多都曾经或正在和垄断联系在一起。无论先前由邮政部门————家独占，还是由政府联合多家单位组建公司来建设经营，似乎都没有把机会给予所有投资者。
　与哈尔滨不同的是，北京报刊事的垄断权曾长期由北京邮政局一家享有。垄断带来的种种弊端已经凸显，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垄断权的享有者往往限制市场的自由竞争，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利用对报摊、亭零售终端的控制权来打压同城的竞争对手；北京报刊亭的垄断者北京邮局则限制非邮发报刊进人报刊亭销售。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反垄断专家王晓哗认为：国家并没有规定合法的刊物都走邮发体系发行，不让这些报刊进入邮政报刊亭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垄断的结果将损害三方权益。首先是邮政报刊亭的经营者，他们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次是一些报刊社，不进入邮发系统就不能在百姓集中购买报刊的地方销售；还有就是消费者的权益，很多人想买的报刊不能方便地买到。
　王晓哗强调，未来的报刊零售市场必将越来越开放，虽然我国的反垄断法尚未出台，但反垄断是大势所趋。她建议顺应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潮流，尽可能在所有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业的垄断不仅有利于中国履行加人世贸组织时承诺的开放市场的义务，而且还可以推动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和管理经营方法，从而使广大消费者受益。在我国，只要是正规合法的报刊，都有权利进入合理、有序的零售市场，进行公平竞争。 

　　资源共享是大势所趋
　生活报《六问省城报刊零售市场》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生活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省科顾委宏观经济专家陈永昌教授。
　陈永昌说，报刊是公众的，它的零售也应该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实现。各个报刊应该平等竞争，用报刊质量和营销策略占领和细分市场。建议组建报刊零售公司，按市场化模式运作，用股份合作制的方式解决投资、分红和市场准入问题。
　陈永昌认为，对于报刊的发行零售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报刊承载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使命，是向全社会提供各类信息的平台，因此，不能用单一的经济眼光把报刊视同啤酒一般的商品去搞地方保护主义。
　他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多个经营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同时也是民主经济，它提倡公平竞争，机会均等。通过竞争激发活力和动力，才能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如果用权力支持垄断，用垄断排除竞争，必然给某一个行业乃至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树立资源共享的理念，是大势所趋，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开放的平台是零售业发展方向
　哈尔滨市报刊亭被哈报集团独家垄断引起业界对报刊零售终端的诸多思考。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同志认为，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国内一些先进城市相比，哈尔滨市目前的报刊零售业都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水平。
　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虽有其历史原因，但背后体现出的实际是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这种落后的经营模式，不但对省内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也使得各报间出现恶性竞争、几败俱伤的可能，更无法应对国际挑战。
　哈尔滨应该借鉴一些国内的先进经验，搭建一个开放的报刊零售平台。不论是由省城几家大的报业集团和邮局共同出资组建，还是由独立的社会资本投资组建，这个平台应该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组建营运，成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意义上的报刊零售企业。
　在这个平台上，只要是合法的报刊杂志，都可以顺畅进入、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家报业产品的竞争回归到“产品质量”的竞争上，让读者成为最终的检验者；也只有这样，黑龙江省的报刊零售行业才能逐渐做大做强，才能真正具备与外来竞争者对抗的资本和实力。 

　　业界观察都市报发行进入零售终端博弈阶段

卓宏勇
　零售市场是都市报发行感觉最敏锐的神经末梢，它是征订的有效补充，也是报社展示自身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所有都市报都把目光紧盯着报摊，由此围绕报摊、报刊亭，也就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 

　　报社与邮局的矛盾转化为都市报之间的矛盾
　我国都市报大部分都走过了邮发、自办发行、多种形式发行等阶段。
　与邮局的摩擦和合作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报刊发行一直实行单一渠道，读者只能到邮局订阅报刊。这种单一渠道经营显现出不少弊端，比如投递延时延期、缺报少刊的情况时有出现。更令报刊社难以忍受的是发行费率过高，邮发报刊的费率党报为23％至25％，其他报刊是40％至50％，而且回款周期较长，直接影响报刊的生存和发展，引起了读者和报刊社的不满。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报社率先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自办发行，专门设置了机构、建立起队伍、装备了交通工具等，完全由报社单独组织开展征订、投递，在报刊发行业引起强烈震动，其他报刊社尤其是都市报纷纷效仿。由于涉及到部门利益，邮局对多渠道发行的报刊予以拒发，在邮局与报刊社之间形成了严重对立。即使到今天，邮政部门对于都市报、晚报把城市的发行拿走而把偏远地区交给邮局的做法仍然很不满。
　但是，随着自办发行的推进，邮社双方认识到对立的危害，报刊社与邮局逐渐达成协议开展合作，双方不再设限，各自发挥优势扩大报刊发行，由此促进了邮局与报刊社相互合作，报刊发行量大幅增长，实现了邮社双方的共赢。 

　　各都市报之间激烈争夺市场阶段
　2000年大批划转报刊涌入市场，在争夺有限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推销方式和手段。这个阶段，既是报业市场竞争最激烈的阶段，也是各报社竞相采用促销手段扩大报刊影响的阶段。报刊在同质同源竞争中，对于零售终端的掌控就显得必不可少。
　据统计，四川省目前邮发报刊170种，自办发行——189种，自办发行与邮发并行72种。但具体到都市类、晚报类共11种报纸，为自办发行(7种)或自办邮发并行(4种)，且自办发行又有不同的经营模式。都市类、晚报类报纸注重零售，组建有各自发行网络。四川尤其是成都气候温和，适宜户外活动，且市民有读报传统，所以各都市类晚报类报纸都比较重视零售市场，组建了分级的零售网络，或报摊定点，或沿街叫卖。对固定订户，各报则拼服务质量。 

　　零售终端争夺战，是非恩怨知多少
　报刊亭的经营权争夺问题
　业内专家说，都市报发行渠道的功能不只在于物流配送和打压竞争对手，它可以及时接收读者反馈，为报社改进报道提供参考；可以收集客户资料形成数据库，为其他行业采用；还可以在细分读者的前提下，为广告主和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而报亭作为报业发行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历来是报社必争之地。目前成都、西安报业都反映报亭太少，但是由于当地市政考虑到一个城市的形象等问题，对于报亭数量控制非常严，流动售报更是被严格禁止。因此，已经拥有报亭经营权的报社抱怨政府规划的合法报摊较少，影响零售发行；没有报亭经营权的报社则抱怨报亭被少数报社独家垄断，在销售上只卖自家报纸，对于竞争对手的报纸零售进行打压。
　成都报业竞争之激烈在全国都很有名，经过近十年的“苦战”，如今演变成了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捉对厮杀的局面，《四川日报》对《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对《成都商报》， 《天府早报》对《成都晚报》，暂时维持了一种竞争的均势。但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涌动，成都报业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报刊亭的争夺更是激烈。
　华西都市报一发行主管就认为，成都市报业发行网络建设方面存在垄断。他说成都市没有邮政报刊亭，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曾经打报告要建自己的报刊亭，但是成都市却没有批准。最后是由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建立报刊亭————“成都通”。
　“成都通”作为新型的媒体平台和书报刊销售网络，于2002年建成。分布在成都市大街小巷和社区的400多个“成都通”书报亭，经营以《成都商报》、 《成都晚报》等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子报为主的国内各种报刊杂志，延伸了《成都商报》的发行终端，完善了发行服务网络。由于是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出资建立报刊亭，就有报纸反映报刊亭在售报方面厚此薄彼。不能一视同仁。对此，《成都商报》也感到很委屈，他们认为自己出资建设、维护“成都通”花费了大量钱财，报刊亭至今还处于亏损经营状态。
　由于建报刊亭需要邮政、市政、公安、工商等很多部门的同意，所以无论是成都还是西安都认为当地报刊亭太少。他们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在打击不规范报刊零售摊点的同时，应设置规范的报刊零售点，以利于行业的管理和发展。 

　　报刊亭的管理问题
　成为非法期刊的温床。陕西西安爱人杂志社社长曾博说，他们的杂志已经在全国创出品牌，在报刊亭销售也非常好，但是最令他们苦恼的是在各地报刊亭里发现了大量的假冒《爱人》，例如“爱人风情”、 “爰尔”、 “爱人珍藏版”、 “爱人知音”、“爱人故事”等。
　其实苦恼的还不止是《爱人》，陕西《医学美学美容》发行量达到30万册，但是这本美容期刊也惨遭“易容”。首先是在香港地区、境外注册刊号在内地制作、发行的非法报刊，例如《美容院》、 《香港美容国际版》；其次是内地的假冒刊物，例如《主流美容》、 《经典美容》、 《美人》等。这两类非法刊物与正规刊物一起在报刊亭、报摊销售，对正规刊物冲击很大。 《医学美学美容》社长兼总编辛映继诉苦说， “我们天天开策划会，可是辛辛苦苦作出来的内容出来后就有人模仿、假冒，现在我们的发行、零售已经是举步维艰。”
　对于非法报刊的打击，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发行处范处长也是感到很头疼。他说，报刊零售市场非常混乱，很多假冒刊物、色情报刊在报刊亭、报摊销售，但是打击起来很难。首先是鉴定难，由于当地没有对外地刊号的认定权，因此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在西安发现异地办的刊物有问题给他们发出鉴定函，但是从此就杳无音信，严重影响对非法报刊的打击力度。其次是查处难，境外的非法报刊都躲在暗处，很难抓到他们。例如湖北的一个报贩子弄了一个政治性的刊物，刊号在北京，但是地址在西安，而且使用的是“某某邮箱”，查起来非常难。另外就是查了也没有办法处理，铁路、公安各管一块，最终往往不了了之。最后是地方上的“扫黄打非”办属于临时编制， “无编制、无人员、无经费”，必要的保障措施根本就跟不上，而且任务很繁重。
　市场的波动。报刊亭的零售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对于报刊社来说，这一块很不稳定，有很多制约因素。据女友杂志社副社长邵剑介绍说，首先体现在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的不断诃整对刊物发行造成的影响，比如，整顿街面、地铁，削减或清除书报亭等举措。还有天灾人祸，比如大雨、酷热、瘟疫都会不同程度地对报刊发行产生影响。 

　　报刊零售人员的管理问题
　在争夺有限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各报都使出了各种推销方式和手段，其中既有亮点，又有困扰。如各报社推出了招牌标志(如《西安晚报》的小红帽、 《华商报》的黄马甲等)，形成景观；如礼品高于报价(订报送自行车、小电视机，摸奖得轿车等)，发行人员恶意诋毁、同行攻击之事时有发生，有时候报社甚至在各自的报纸上利用舆论工具攻击对方：在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由于发行团队相对素质较低，收入较低，容易受到外来谣言的影响，个别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甚至出现发行人员打斗流血等，一度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红红火火 小报亭盘活党报大资源

晋雅芬
　在2004年6月举行的一次报业高峰会议上，作为党报集团代表的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总编辑张建星提得最多的就是“发行”、“终端”这些词汇。事实上，当张建星刚刚执掌《天津日报》“帅印”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社发行”。
　无形资产作价控股 掌控发行市场终端
　近年来，随着报业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全国党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天津日报》也概莫能外。“当时天津日报的处境非常艰难!”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以张建星为首的津报集团领导班子，没有被困难束缚住手脚，他们的头脑反而更加清醒。他们认为，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要求党报必须创新思路，争取主动，真正掌握发行的主动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实现主流媒体对文化市场的有效覆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从终端市场发挥党报的竞争优势。
　为此，1999年到2002年，《天津日报》始终不遗余力地进行区域市场的开发和品牌打造，竞争的边界很清晰，首先是本地市场。2001年，《天津日报》又提出利用自办发行网络的优势，成立发行公司，在全市主要路段建立500个零售报亭。 

　　资本化、市场化、公司化运作
　当时，《天津日报》的经营状况还比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张建星大胆提出，在报亭的操作上，不按传统的、固有的观念来做。他们最终确立了“资本化、市场化、公司化运作”的思路。接着，他们趁热打铁，四处跑点位，面向社会特别是下岗职工以3万元的低价拍卖经营权。经过前后两次拍卖，1500万元顺利进账。这意味着不仅解决了报亭建设的资金问题，实现了快速滚动运营，更重要的是报社和1300多名下岗职工形成了合伙投资关系。
　随后，他们又将其放到市场进行第二次融资，进行股份制公司的改造。“报亭概念”和其经营模式、赢利模式公布后，立即在天津和外省市企业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博得众多知名企业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表示了投资合作的意向。最后，经过审慎选择，《天津日报》与天津药业、天士力、上海复星3家公司合作，成功融资5500万元人民币，于2001年11月组建了每日新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品牌”控股 

　　该公司由报亭管理公司、投递服务公司、零售公司、物流配送公司、新社区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等子公司组成。其中，《天津日报》以无形资产作价占51％的股份，全权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务，改变了传统自办发行的体制；每日新公司以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运作机制，整合发行队伍，创新发行模式。
　很快，500个零售报亭在全市建立起来。正是这500个零售终端以及以此为依托建立报刊连锁运营网络，使得“天津日报新报亭”迅速抢占报刊零售市场、占领发行阵地。 

　　“缩小”的报亭搬进超市 “放大”的报亭引进社区
　每日新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承担着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扩大党报阵地，全面掌控文化产品销售的主渠道。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日新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的做法是：通过整合资源，创新发行模式，开拓发行领域，扩大市场影响力。同时，拓展经营宽度，在捆绑服务、增值服务上做文章，把“缩小”的报亭搬进超市，把“放大”的报亭引进社区，将党报发行服务做到居民身边，牢牢控制文化产品市场。
　利用自己的发行网络和管理系统，主动参与报刊零售市场整合。在天津有这样的说法： “新报亭”不仅是安置下岗职工的“安民亭”、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文化亭”、方便群众生活的“生活站”，更是信息传播和开展社会服务的“终端站”。由于“新报亭”形成的终端优势和公司的规模实力，特别是供货渠道上的实力和优势，使天津70％多的零售市场必须按照“统一配货”的模式经营，此举不但增加了党报的发行效益，而且使原先多而散的零售摊点凝聚成报刊的合力，也使500个“新报亭”没有一种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反动的报刊，大大地净化、规范了文化市场。更为重要的是， “新报亭”形成的网络也增强了党委机关报的零售量，增强了党报对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现在仅500个“新报亭”， 《天津日报》的日零售量就比以前增加了近40％，而在报亭的带动下，零售摊点也日益看好党报的销售，纷纷加入到了销售《天津日报》的行列，使津报日销量大幅增加。
　到目前为止， “天津日报新报亭”经营的报刊品种已达400多种，不仅掌控了天津市70％的报刊零售市场，而且将近78％的报刊订阅市场轻松收归门下。
　积极开发其他发行渠道，增强对终端的掌控能力。2003年以来，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10报2刊先后登陆天津400多家超市、便利店，并在全国首次运用条形码手段使报纸进入商业零售系统。报刊成功登陆超市卖场，成为每日新公司继500个报亭占领文化市场之后，又一拓展发行市场的重大举措，形成的多层次、立体化的网络，增强了党报对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此举不仅开启了报刊进超市的双赢新时代，扩大了党报的社会影响，而且促进了超市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1月22日，津报集团启动“党报报刊亭进高校助学行动”，由《天津日报》统一制作的5个标准党报报刊亭进入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校园，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今年年底前，另外18所大学校园也将有《天津日报》统一制作的党报报刊亭进入，实现天津市23所大学全部建有党报报刊亭的目标。党报进校园，不仅为贫困大学生提供了零风险勤工助学渠道，更成为大学校园内亮丽的文化景观。
　推出报刊零售加盟店概念，将党报的发行引入社区。这是该公司在新形势下，创新报刊发行思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便读者，致力于提高市民素质和社区文明程度的又一重要举措。几年来，经过努力，已经使津报集团的系列报刊走进200多个零售加盟店、1000多个社区，使党报的发行在社区中扎稳了根基。如今，每日新公司凭借遍布全市的500个“新报亭”、4000多人的发行配送队伍、21个分公司、183个分拨站与400多个超市、便利店及200多个不断扩展的加盟店零售点，成为全国最大的以报刊分销为主的现代物流配送股份制公司，打造出了“全城全网”的报刊发行网络，增强了集团产品的渗透销售能力，牢牢地控制住了天津文化产品销售主渠道。
　市场解决终端问题，终端解决竞争力问题。如今，津报集团已经摆脱了党报发行的10年亏损期，进入良性运转。经过几年的发展，每日新公司也形成自己创新独特的发行模式，牢牢占领天津市发行主渠道。2005年， 《人民日报》在天津等地进行自主发行试点，每日新公司以其服务优势承担起《人民日报》在津的发行任务。 

　　东方书报亭：城市衣襟上的鲜花

卓越
　很多地方的报刊亭因为垄断而争吵不断，因为外形杂乱而影响市容，因为管理不善而成为非法报刊的集散地，而上海的东方书报亭却以其文化亭、安民亭、便民亭、安全亭、文化示范亭的功能，越来越显现为大都市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成为上海“城市衣襟上的鲜花”。
　“买报刊，到东方书报亭”
　倘若你步人上海，很快会被那一座座统一造型、统一颜色、统一标志、统一经营的东方书报亭所迷恋。矗立在马路边、弄堂口，散落于市区500平方公里的东方书报亭，正在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特色。这些书香四溢的书报亭，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越浓越醇的文化韵味。创建6年来，东方书报亭已成为上海报刊市场上最具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之一。
　“痛定思变”
　但是，就在几年前，书报刊销售却是上海说不出的痛：主渠道的零售点不成气候；形形式式的街头报摊简陋凌乱，少数的还在卖格调不高的书刊、甚至非法出版物。尽快建立标准化书报亭引起包括邮政在内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强烈反响，人们迫切希望通过建造标准化书报亭对上海城市文化功能进行补充。
　上海市委、市政府从上海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出发，决定建立一种新的书报杂志销售网络，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和市场的重要载体。
　精心设计
　1998年3月，上海市委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大会，明确年内要建1000个标准化书报亭，并将此列入当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了确保东方书报亭的外形和功能能够体现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水平，上海邮政面向全国，公开征集设计样稿，从220件应征稿中评出5件候选作品，全部按1：1制作成实样，通过多次实物修改研讨会，最后由市领导定稿。
　“闪亮登场”
　1998年11月28日，在市政府的提议下，一个注册资金达5咖万元的全国首家最大的报刊零售公司————上海东方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诞生了，这家公司由上海市邮政局出资60％，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出资20％，解放日报社和上海新闻出版局各出资10％。这是一个全新的组合，也是一个完全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全新公司。东方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报刊零售公司。他们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开业初期，公司就建立了从公司到9个区公司再到120个配送站的三级管理机构，并通过配送站将管理的末梢延伸到每一个书报亭。
　在摸索中前进
　经过一两年的摸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1年3月，上海市委领导又提出：新增1100个设计更新颖、功能更全面、外形更具现代美感的第二代书报亭。现在，2000多个东方书报亭遍布上海的主要商业街区、重要公共场所、城镇社区和居民小区。
　“白天一朵花，夜晚一盏灯”
　小小“东方书报亭”，仅有两平方米大小，最大的才6平方米，可是却承载起了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使命：所经营的书报刊，多的有2600余种，少的也在400多种以上。
　作为国际大都市文化景观，东方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首先从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围绕市场需求，积极开拓经营。公司成立后，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打破传统经济的书报刊零售模式，围绕市场需求开展经营活动，发挥文化亭为市民文化消费服务的功能。公司上下确立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公司各职能部门要为市场部服务，市场部要为书报亭服务，书报亭要为读者服务”。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公司的运作主要是围绕“提高时效”、 “丰富品种”、“诚心服务”三个主题，来着力做好书报亭经营这篇文章。 

　　“提高时效”
　加快货源上市节奏，提高到货时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东方书报亭的零售网络的优势，从而赢得市场，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书报刊零售市场，同一品种书报刊的上市时间历来是竞争的焦点。公司紧紧围绕“时效”两个字做文章。根据报纸信息量大、周转快、读者需要面广的特点，公司采取了电话调整要数的办法，让营业员能根据时事和天气变化以及周围读者需求特点等情况，每天调整零售品种和份数，使书报亭的销售货源能及时适应读者的需求。公司采取这一措施后虽然大大增加了工作量，但这更激发起了营业员的销售热情，从而促进了销售额的稳步上升。
　“品种丰富”

公　　司在扩大进货渠道、组织热销货源、增加适销品种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从而使书报亭销售的品种日益丰富。至今，“买早报、，买好刊、买新书到东方书报亭”的品牌效应已逐步形成。根据图书品种多、营业员对图书内容不易掌握的特点，公司专门设立了图书展示厅，把就近的书报亭营业员请进来，通过出样展示，供营业员选择。同时，公司还配备了流动服务车，经常带样书到各个区分公司上门服务。为了及时了解哪些是热门杂志，公司建立了调研制度，规定部门副经理以上工作人员每个月至少要去3——5个书报亭了解情况。
　“拒绝”非法出版物
　“不准私自进货”是全公司人人皆知的“高压线”。公司建立了督察室，在各区分公司设立了管理员，对书报亭的日常经营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并把查处“私自进货”作为管理重点，对违规者给予严厉处罚，直至解除经营协议。除了严格的监管，他们还建立和完善了经营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营业员经营积极性。在目前的3000多名营业员中，绝大多数来自于社区的下岗待业人员。营业员的人均月收入，从开业初期的300——500元，，提高到了1800多元。公司还十分注重对员工的精神激励，为了教育和引导书报亭营业员文明经营，热忱服务，公司制定了《营业员服务公约》，开展了一系列争先创优活动。
　便民利民
　目前，被市民称作“绿宝石”的东方书报亭，在不断扩展文化功能的同时，不忘“便民利民”。开亭之初，许多市民就感慨：“过去付水电费，只能到邮局或银行。现在东方书报亭就能付，太方便了!”如今，“东方书报亭”的便民服务项目何止是代收公用事业费?能打公用电话，可买邮票、电话磁卡、文化用品和音像用品……在108个书报亭还能办理市内快递邮政业务呢!
　“一朵花”与“一盏灯”
　街口的400个书报亭，全安上了110红色报警灯。黑夜行走的人，会因为这盏小灯，体验“安全”，感受“踏实”。东方书报亭已被上海市民誉为播撒知识的“文化亭”、就业上岗的“安民亭”、方便市民的“便民亭”、维护治安的“安全亭”、文明建设的“宣传亭”。此外，东方书报亭还推出了一项特殊的服务————回收废旧电池，在市民心目中树立了环保使者的形象。
　如今，每天分别有上万份中央和地方重点党报通过东方书报亭零售，随着它的综合服务功能，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东方书报亭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明建设的奇葩，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